深度 風物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2021

原住民導演與轉型正義:17部台灣原住民紀錄片能夠告訴你的

「拍電影對綿羊有害嗎?」「拍電影對綿羊有益嗎?」「既然拍電影對綿羊無害也無益,那為什麼要拍呢?」


《阿慕伊》(2000)。 圖: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阿慕伊》(2000)。 圖: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回看台灣的影像史,對於原住民族的勾勒與描繪不在少數,然而攝影技術的發展,自始就與殖民主義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從早期西方傳教士、日本殖民時期隨軍攝影師、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人,深入台灣山林對原住民進行的測量調查與記錄,留下的資料成為後世定義族群形象的基礎,成為殖民者樹立「他者」意象的展示政治。

這樣的處境,並沒有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而改變。在電影產製、媒介傳播由黨國掌控的戒嚴時期,原住民角色往往被漢人導演刻劃成符合主流文化之刻板印象,被安排穿著「族服」跳著「山地歌舞」,角色被國語配音,甚或沒有台詞對白,新聞媒體的拍攝也時常斷章取義,外來攝製團隊恣意進入原鄉部落,在不了解當地社會脈絡、不顧族群文化差異的情況下,粗暴地以影像敘事。於那類電影或新聞報導裡,原住民角色的存在乃是為了打造一種單一且刻板的族群形象,以達到統治者宣揚政策的目的,這在早期台灣劇情電影和政策宣導類的影片中相當常見。

1980年代中後期,台灣社會民主化的聲浪伴隨著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綠色小組」突破國家機器和主流媒體的資訊封鎖,在運動現場以方便攜帶的攝影機拍下各式社會議題和政治事件,並透過錄影帶發行、游擊式放映的小眾傳播管道,將那些被主流媒體禁制的聲音呈現出來。綠色小組可謂台灣紀錄片的濫觴,也是解嚴前後最具代表性的獨立媒體,不僅見證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更進一步呈現人民掌握影像產製方式與放映管道後,所能帶出的力量。

掌握攝影機,亦即掌握詮釋的權力。

第十二屆(2021)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台灣切片」單元:「如是原民,如是紀錄:1994-2000年的原住民族紀錄片」,選映了17部由台灣原住民導演拍攝的紀錄片。這一波完成於1990年代中後期的影片,展現了自綠色小組以降,由人民掌握影像產製工具的延續,且於族群轉型正義的層面上意義重大。掌握攝影機,亦即掌握詮釋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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