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鴻鴻:七等生,作家作為終生的反對者

七等生的至高價值就是「超然獨立」,文藝不為政治或現實服務,並且追求真情與思想諧合的境界。


作家七等生。 圖:國藝會網頁
作家七等生。 圖:國藝會網頁

編者按:作家七等生10月24日病逝,享年81歲。被稱為最難懂、最具爭議的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家,其生平紀錄片《削瘦的靈魂》,將於今年11月金馬首映——惜七等生於此前已離世。我們邀請詩人、作家鴻鴻撰文悼念,講述這位自覺為終生反對者的作家。

當我年輕的時候,七等生和王文興像兩盞燈塔,助我抗拒周遭的茫茫黑夜。他們剛好都曾以怪異的文體不見容於當時的文壇,也都因小說人物的背德行徑遭致圍剿:王文興《家變》的逆子,七等生《我愛黑眼珠》在洪水中捨妻子而救助妓女的丈夫。但是,當不清楚外圍的黑暗有多大及如何形成、也不清楚那黑暗是社會型構的偶然或生命歷程的必然時,這樣鮮明的背反姿勢,已經足為救命的依傍。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的七等生與王文興

後來才發現這兩位作家恰好同年,都生於1939。王文興生於福建,七等生生於台灣通霄。王文興畢業於台大外文系,留美返台後也在台大任教,與同學在1960年創辦的《現代文學》,成為七等生自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崛起後,早期的發表園地。七等生則幾乎終生為小學教員。他念的是台北師範學院,曾經因跳上餐桌抗議伙食而遭退學,這一事件後來成為自傳體小說《削廋的靈魂》(後改名《跳出學園的圍牆》)的核心。

《家變》開筆於1966,《我愛黑眼珠》則發表於1967,後者的論爭甚至持續到十年後的鄉土文學論戰。這兩部小說從文體到內容,堪稱與當時的官方主導的文化潮流完全相悖。1967年,台灣政府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由蔣介石擔任推行委員會會長,為對應對岸的文化大革命,力主台灣是中華文化的「正統」(所以也當然是政權的「正朔」),「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進入課本和路名(例如忠孝東西路原名中正東西路,1970年始改今名),大談倫理道德的風氣席捲文壇。七等生在1972年出版的《巨蟹集》中即大膽直陳:「在人數眾多的城市,當可看出他們實在沒有良好的辦法,他們做到的只是外表光整,把石頭油漆成一種顏色。他們每天都在談品德的問題,在報章上頒佈方向,他們稱這樣就會使品德好起來。當他們正色地談及品德的事時,他們是在那裡做表演。」

但也是那樣的時代,小說家背向時代、有所不為的決心才更為鮮明。

「七等生」,從這不無自嘲成分筆名的即可見其「力爭下游」的價值取向,他專寫邊緣人、無助者的小說自然首當其衝,被定位為個人主義及虛無主義者。1979年人手一本的反共政宣小冊《南海血書》中,即收錄了攻擊七等生的〈商青〉一文,指其唾棄倫理道德,動搖國本。如非在那樣的時代,《我愛黑眼珠》不會引起那麼大的誤解、那麼熱烈的爭議,也不會變成小說家最被談論的印記,掩蓋了他多樣的文學成就。但也是那樣的時代,小說家背向時代、有所不為的決心才更為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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