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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輝:組建工會的權利,對零工經濟從業者來說有多重要?

作為原子化的個體,外賣騎手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廣泛的社會聯結,形成有組織的利益團體,才能在博弈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2020年3月11日昆明,外賣員在餵海鷗, 在2019冠狀病毒爆發期間,客戶在食品配送平台上訂購了食物讓外賣員餵食。 攝:Liu Ranya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11日昆明,外賣員在餵海鷗, 在2019冠狀病毒爆發期間,客戶在食品配送平台上訂購了食物讓外賣員餵食。 攝:Liu Ranya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因為《人物》的一篇深度報導,外賣騎手被異化的勞動過程終於破圈而出,激發了不同社會群體的共情,一方面是因為外賣騎手已經深度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在疫情隔離期間,他們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行業工人(essential worker);另一方面,平台經濟的算法優化在為消費者帶來便利和效率的同時,它所耗費的社會代價第一次如此扎心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畢竟在數字化的「幽靈」和「系統」的籠罩之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那個代價。

筆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裏提到,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寧願送外賣也不願意進工廠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送外賣是一份自由的工作,但是這種自由實際上是一種幻象,因為在逃離了生產流水線上管理人員有形的管束後,進入平台經濟的農民工反而被困在無形的算法的監控中。撥開算法的迷霧,外賣騎手的困境反映的其實是愈發個體化的、不斷脱離監管的勞動權益問題。

騎手維權的歐洲經驗

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面臨着「優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戰, 工人以長期的忠誠僱傭關係換取穩定的企業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模式,正越來越受到新經濟的衝擊。

這是一個隨着移動互聯網技術發展而來的新問題,但並不是中國所獨有,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面臨着「優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戰,比如在德國,這種極客經濟(gig economy)的興起正在重新定義傳統的勞動關係,工人以長期的忠誠僱傭關係換取穩定的企業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模式,正越來越受到新經濟的衝擊。

由於外賣騎手的工作是勞動密集型的,在空間上是分散的,而且他們作為原子化的個體和平台之間的力量關係是不平衡的,因此他們往往被認為缺少議價能力,難以在騎手之間建立社會關係,形成共同的身份認知,並組織發起集體行動,這是算法的極限控制能夠暢行無阻的根源所在。但是自2016年以來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的外賣騎手接連發起抗議行動,這顯示出即使在外賣平台的技術阻礙下,騎手的團結與集體行動仍然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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