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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慶模式」到強國心態——習時代的「消極革命」如何重塑中國政治

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權」和「新自由主義」,但卻不能說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慶模式」所賜,現體制已經靈活掌握了眾多「再政治化」的動員技術。


 插圖:Rosa Lee
插圖:Rosa Lee

【編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斷裂的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是被拋在歷史的身後,感到手足無措,認知的更新難以追趕現實的變化;與此同時,中國面對的國際孤立與國內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壓,又像是一對鏡像,將眾人的命運映射其中。近期,我們推出中國政治問題的系列重磅文章,來試圖理解這趟加速的列車,何以駛向如今的軌道。 已經發表的文章包括,加速主義:作為一種嚴肅的政治(抗爭)立場 ,以及毛主義向何而生?從工運學生到新左派汪暉的「革命者人格」論

今天,我們推出的是對中國自2012年之後的政治轉型的分析。人們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體制有諸多激烈的批評,「專制」、「極權」、「失控」⋯⋯且其屢屢呈現於中美脫鉤、香港管治內地化、而國際博弈未分高下的現實之中。這與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也與習上任前一些觀察者的預期相反。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是習個人的問題嗎?是否也有可參考的歷史脈絡?答案很多,本文嘗試從其中一個角度回答。

對於許多觀察者來說,2012年之後中國的政治轉型十分劇烈。許多中外論者都考察過這一政治轉型的各種表現,也使用了各種術語去概括它——「再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集權化」、「保守化」、「一元化」等等。相比之下,少有人討論這一轉型為什麼會發生、又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即使有這方面的討論,也往往將轉型的發生歸結於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因素。

2012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宴會。
2012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宴會。攝:Feng Li/Getty Images

對於「轉型為何發生」這一問題的關注缺失,非常不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政治。尤其要考慮到,2012年之後中國的政治轉型,其實是出乎大多數人預料的。在習近平剛剛接班時,坊間大多認為他是開明的領導人,甚至把推動政治改革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但隨後的事情實在讓人大跌眼鏡。換句話說,「轉型為何發生」是個讓一些觀察者感到意料之外甚至有悖常理的巨大謎題,因此也就更有討論的價值。

要想理解「轉型為何發生」,需要我們用一種歷史性的視角梳理當代中國的政治脈絡。這一脈絡中必不可少的一環,是薄熙來和他的「重慶模式」——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幾年的中國政治版圖中,這無疑是最具震動性的政治事件。本文結合政治社會學研究者張躍然新近發表的一項研究,討論「重慶模式」究竟是什麼、這一模式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什麼關係,並對他的研究發現進行引申,指出「重慶模式」如何成為推動習時代政治轉型的重要力量。

以大眾動員為核心的「重慶模式」

一提起「重慶模式」,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會是「唱紅打黑」,並會聯想到國家暴力和壓迫手段的大幅度擴張。「打黑」自不必說,是薄熙來用暴力方式打擊地方精英、排除異己的手段;而「唱紅」——高頻率、大密度地舉辦動輒上萬人參與的集體唱紅歌活動——似乎也僅僅是用強制手段讓人們不情不願地參與政治作秀而已。再聯想到薄熙來在重慶破壞法治將發表異見的網民勞教等種種行徑,更讓人感覺所謂的「重慶模式」不過是高度威權和國家暴力的大範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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