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從國務卿到FBI局長,四篇演講如何定義美國未來對華政策?

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大都集中在中國內部事務、地緣政治、或最多止於對美國經濟損害;而現在的重點卻放在中國對美國經濟、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威脅。


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紀念圖書館外,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講 。  攝:Ashley Landis, Pool/AP/達志影像
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紀念圖書館外,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講 。 攝:Ashley Landis, Pool/AP/達志影像

七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紀念圖書館外,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講 。這是一個月來,美國重要官員一系列對中強硬的演說的第四篇。此前,6月26日,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 Robert O'Brien)發表《中共的理想與全球野心》 ;7月7日,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雷(Chris Wray)發表《中國政府和中共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威脅》 ;7月16日,還有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在福特總統博物館發表的演講(沒有正式標題) 。

這四篇演講(「美四篇」)一氣呵成,首尾呼應,必定是精心計劃打出的連環拳。奧布萊恩的演講著重討論中國「共產黨的本性」和「要取代美國的全球野心」;雷和巴爾的演講著重討論中國對美國的本土威脅。作為結局篇的蓬佩奧演講把這一系列演說帶入高潮和總結。蓬佩奧選擇尼克松紀念圖書館作為演講地點,極富象徵意義:尼克松本來是令美中關係融冰的總統。演講題目也帶有不容質疑的「冷戰」色彩,「共產中國」讓人聯想當年的共產蘇聯與西方自由世界長達幾十年的對抗。

蓬佩奧在演講中聲稱,尼克松總統訪華所開啟的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已被過去的近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行不通,「如果我們想要擁有一個自由的21世紀,而不是習近平夢想的中國世紀,與中國盲目交往的舊範式已失敗,我們決不能繼續,也不能重複。」

蓬佩奧用科幻小說中的「怪物弗蘭肯斯坦」形容中國,引用奧布萊恩的演講稱「中共政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是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正信仰者。」他強調,美國對華戰略目的依然是「引發改變」,這需要更具創造性和更為果斷的手段,需要聯閤中國人民和自由世界的各國,共同「引發中共改變」。

比起美國副總統彭斯2018年在哈德遜研究所對中共「火力全開」的演講 ,《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延續了「中共不能代表中國」的理論,但基調更灰暗。當時彭斯的演講還在強調「人見眼前,天見久遠」,希望「北京(中共)很快會以行動而不是言詞作為回應,重新尊重美國」。蓬佩奧演講已不再預期北京(中共)自動做出真正改變,只能和中共迎頭相撞,從而「引發中共改變」。

蓬佩奧指責,中共特使楊潔篪在夏威夷的會面中,繼續以老一套的空洞承諾敷衍美國。他認為:「真正改變共產主義中國的唯一方法,不是根據中國領導人說什麼而行事,而是根據他們如何做而行事」。他更強調:「里根總統說,他是在『信任但要核實』的基礎上與蘇聯打交道的。對於中共,我們必須不信任,而且要核查。」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國的思維方式中,即便對一個陌生人,也首先預設對方說真話,可被信任。如果對這個人的預設立場從「信任」變成「不信任」,這意味著雙方關係的根本轉變。

這篇演講不禁讓人聯想起1946年英國首相丘吉爾著名的《鐵幕演說》,它歷史性地定義了新美中關係,標誌著美中戰略關係進入從「競爭」升級到「對抗」,還是「全面對抗」。

2020年6月4日,上海的人民廣場有紅色噴泉。
2020年6月4日,上海的人民廣場有紅色噴泉。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強化「中國威脅論」

「美四篇」涉及的內容太多,難以在一文中詳細分析。但與美國此前的對中演說相比,「美四篇」突出的重要性在於: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大都集中在中國內部事務(比如新疆西藏)、地緣政治(南海釣魚島台灣)、或最多止於對美國經濟損害;而「美四篇」的重點卻放在中國對美國經濟、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威脅。蓬佩奧說:「最終,中國共產黨將侵蝕我們的自由,顛覆我們各國社會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的子孫後代可能會受中國共產黨的擺布」。

這樣,「美四篇」把「中國威脅論」從傳統的「中國挑戰美國」的「大國爭霸敘事」,轉移到「美國被中國逼到牆角」的敘事,上升到關係「美國生死存亡」乃至「自由世界的未來」的高度。

無論中國人權惡劣與否、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怎樣,還是遠東地緣政治,說實在和普通美國人的關係都不大。美國之所以關心這些議題,無非是打造自由燈塔的理想主義和維持全球霸主的現實主義的產物。不少美國人關心這些,但絕大部分美國人不可能把它們放在重要的位置。

至於美中經濟交往,儘管巨額貿易逆差和製造業轉移傷害了美國經濟,但也不能無視它對美國經濟貢獻的一面,也不可否認有很多美國人從中得益。整體而言,對美國經濟只是「有利有弊」,或者最多是「弊大於利」,很難有統一的認識。更何況,這種經濟上的損害已在貿易戰中處理過了,美中也達成第一階段協議,讓經濟方面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中國對美國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負面影響,涉及美國根本制度,關係到美國人民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但這方面在美國卻很少被注意到和充分論述。其實,「鋭實力」(sharp power)這個詞還是美國學者提出的。 可是,中國首先把「鋭實力」應用在其他相對弱小的西方國家:2017年澳洲總理喊出「澳洲人民站起來」,澳洲出版《無聲入侵》(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2019年,加拿大出版《大熊貓的利爪》(Claws of the Panda: Beijing's Campaign of Influence and Intimidation in Canada)。與此同時,普通美國人對此沒有什麼感受,在美國也似乎缺乏系統性地討論中國如何威脅美國內部政治體制的專著,比如強調中國威脅論的《百年馬拉松》和《中美必將一戰?》等著作還是注重大國爭霸的一面。

在這方面,「美四篇」填補了美國社會在對美中關係認識上的空位。它們雖無法像專著一樣事無巨細地羅列「證據」,但其高規格引起的傳播量更能引起社會關注。如果說,在中國人權和地緣政治等問題上,美國對中國「戰略進攻」;那麼如何抵禦中國「鋭實力」滲透美國,如何守衞美國制度和保護自由的生活方式,就是「戰略防禦」的問題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四篇」大大深化了美國政壇對「中國威脅」的論述。

2016年3月1日,山東省青島市的一家汽車工廠,工人在裝配線上工作。
2016年3月1日,山東省青島市的一家汽車工廠,工人在裝配線上工作。攝:Stringer/Reuters/達志影像

中國的「六宗罪」?

從「美四篇」中大致可提煉出六個方面,涉及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性、通過經濟手段等方法,威脅美國本土的基本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第一,竊取美國的科技成果。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派出大量的科技人員到美國留學或研究,這是正常學術和教育交流。一些留學人士學成歸國,在中國研究和創業也分屬正常。但也有人利用美國科研機構的監管不嚴,在正常交流外,隱瞞自己和中國的聯係,違反法律規定,把屬於美國的科研成果秘密地轉手賣給中國以圖私利。這類科技盜竊行為急速提升中國的科技實力,卻大大損害美國利益。

中國搞「千人計劃」,招攬海外中國人為中國服務,多半是科研機構的教授級別的高端人才。他們通常「吃兩家茶飯」,同時拿著美國提供的科研經費和中國給予的個人津貼,把美國的科研技術和在美國作出的科研成果轉移到中國。更有甚者,一些美國本土科學家也抵受不了金錢攻勢,比如哈佛大學前化學系主任利伯(Charles Lieber)就被控 非法收取中國利益

第二,利用經濟利益令美國公司就範,「讓中國嬴兩次」。

巴爾演講中著重討論了中國如何利用經濟優勢「綁架」美國企業,包括利用低成本把美國生產轉移到中國。這令美國戰略產業也受制於中國,其後果在這次疫情中暴露無遺:美國連口罩也仰中國鼻息。同時,轉移生產到中國也讓中國企業能在關鍵產業上後來居上,再用「白菜價」打垮外國企業。正如中國網民津津樂道的「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自豪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粉碎機」,不少美國企業嘗到「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惡果。巴爾認為「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它是搶掠美國。」,他還引用了在中國廣為流傳的話,「在中國,雙贏意味著中國嬴兩次」。

第三,中國利用市場規模,令美國公司為開拓中國市場而放棄在美國堅持的基本原則、企業文化和核心價值觀,還通過金錢利益左右美國的言論自由。

巴爾演講中提及好萊塢的創作自由被嚴重損害。為影片能在中國上畫,各影視公司都紛紛對影片進行自我審查。如果這類自我設限的審查,僅限於準備在中國上映的電影,或許還可接受。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即便電影公司計劃拍攝某部並不計劃在中國上映的電影,只要它涉及中國不喜歡的話題,中國照樣會用「吃飯砸鍋」的理論,封殺這家公司在中國上畫的其他影片。這種做法等同於把言論控制之手伸長到美國國內。

「吃飯砸鍋」的理論不能完全說沒有道理。在西方國家,不滿意某個藝人的某種行為而自發抵制也並非沒有先例。但在中國,「吃飯砸鍋」不能視為民間自發的抵制行為,它背後有官方推動,官方也刻意培養這種文化,以致一些行動看上去是「自發的」。中國版的「吃飯砸鍋」最大的問題還在於極大地擴大化,超出了合理界限。有誰可以想像,一個球隊經理以私人身份在推特上轉發了「支持香港」一句口號,就導致整個美國籃球產業差點被中國封殺?

影響美國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還體現在學術機構上。前不久宣布改名的「孔子學院」就曾是其中的得力工具。中國以推廣中文和中國文化為名,在美國與各大學聯辦孔子學院,提供大量資金,讓大學開始依賴中國資源。孔子學院不但自己推廣中國的意識形態,還以撤銷資助為手段,試圖影響大學的學術自由。美國近年來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多間大學終止和解除與孔子學院的合約。現在孔子學院改了個名「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但換了馬甲還是那個人。

第四,「惡意的外交影響」(Malign Foreign Influence),即中國通過經濟手段和隱蔽的方式,影響美國選舉。

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國,各國都試圖影響美國對外政策。根據美國法律,遊說和政治捐款不但是合法的,公開的,還是正常的政治生態,故美國發展出一套合法影響政策的規則。川普當選後,一些國家「走偏門」打擦邊球,如在川普名下的酒店舉辦活動取悅川普,就受到媒體的質疑。

雷在演講中指控中國發明的新玩法,即「懲罰性政治」和收買中間人。他舉例論述,如果一個國會議員做什麼中國政府不高興的事(如計劃訪問台灣),中國就會懲罰他所在選區的企業,儘管該企業可能根本沒有政治立場。只要這個企業在中國有商業利益,中國就有手段驅使這個無辜波及的企業按照中國意志行事,向這個議員施加壓力,影響議員的選舉。

雷還繼續說,如果「懲罰性政治」不奏效,那麼中國還會通過秘密方法收買中間人,為中國當說客。通常這些說客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他可能只是議員助理或幫助議員擬定政策的人。只要這些身邊人不斷「提醒」議員一些政策可能導致中國不滿,那麼就有機會改變議員的立場。

雷的說法並非沒有實例。在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中,中國發動大規模針對共和黨的攻勢,「精準打擊」農業州選區。中國在美國的媒體打出針對性的宣傳廣告,中國也拒絕購買當地農產品,以這些方式去影響當地民意,打擊共和黨候選人

2020年3月4日 ,紐約時代廣場大樓上的廣告牌播放著新華社廣告。
2020年3月4日 ,紐約時代廣場大樓上的廣告牌播放著新華社廣告。攝:Anthony Behar/Sipa USA/AP/達志影像

第五,通過「大外宣」招攬美國的媒體人、學者和意見領袖。

2009年開始,中國推行大外宣政策,爭取國際話語權,「講好中國故事」。一開始重點是收購海外中文媒體,成立大批新的中文媒體,以便打散海外的「獨派」、法輪功和民運人士的勢力,紅色中文媒體一統江山。中國勢力還滲入到西方媒體的中文版,不少美國媒體的中文版(包括美國之音中文版)都曾被質疑被親中人士把控。

2012年後,大外宣升級,開始進攻外文媒體市場。中國媒體遠征海外(出海),建立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媒體和外交人員紛紛在推特等陣營設立賬號,直接宣傳中國政治主張。同時也誕生一系列看上去是外國媒體,實際上是中共在背後操盤的媒體,成為中國在海外發聲的陣地。中國也讓不少外國專家學者和智庫成員在中國學術機構掛職。這些掛職的外國學者大都是中共代言人。他們在媒體和推特等的文章都被中國引用,代表「外國公正人士的聲音」 。此外,還有更高級的為中國說話的美國人,以及為中國遊說的大企業高管,他們是否與中國有金錢關係難以分辨。

第六,司法管轄擴張到美國領土

雷討論到中國的「獵狐行動」。根據他的說法,獵狐行動並非限於中國宣傳中的「抓貪官」,而是針對任何被中國政府視為威脅其統治的海外中國人,包括在美國境內的美國華裔公民和綠卡持有人。如果找不到該對象,中國政府會派中間人向該對象的美國家庭傳話,威脅對象要不返回中國,要不自殺。如果拒絕,則會用對象在美國和中國的家人為要挾。

在中共思維中,只要你曾經是中國人,就一直「首先是中國人」,永遠要受中共管轄。如果曾是黨員,那麼更糟糕,中共理直氣壯地「執行家法」。即便在美國領土上也不例外。

中共對海外中國人的長臂管轄權侵犯了美國的法治原則。最近中國通過「港版國安法」 擴充了香港的域外法權,法律上固化了長臂管轄,從它從暗中變為公開。港版國安法第37條規定,香港永久居民(即便有外國國籍)在海外觸犯港版國安法,可被國安法管轄,即港人在美國「宣揚港獨、台獨、藏獨」等,都會被香港通緝。

第38條中的域外法權更史無前例地規定,非香港永久居民(比如非香港居民的美國人)在海外「宣揚港獨」,也會觸犯港版國安法,可被香港通緝。之所以說「史無前例」,是因為即便在大陸版國安法和澳門版國安法中,都沒有規定「外國人在外國」的「犯罪」情況能適用中國法律。美國對港版國安法的強烈反應,英加澳紐等國暫停和香港的引渡協議,其原因均在此。

難以回頭的中美關係

「美四篇」對中國的指控是否屬實見仁見智。比如,有人質疑蓬佩奧曲解了尼克松的政治,認為蓬佩奧既不了解歷史也不了解中國。 中國《環球時報》則指責美國「態度惡毒,注水嚴重」 ,頗有淡化其影響的意味。但可以肯定,「美四篇」並非說空話。以上討論的「中國對美國本土威脅」方面,美國已在採取行動,那就是新開啟的簽證和領館戰。

2020年7月26日,一個孩子拿著中國國旗,在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附近擺姿勢拍照。
2020年7月26日,一個孩子拿著中國國旗,在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附近擺姿勢拍照。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在過去一個多星期,美中打響了世界震驚的簽證和領館戰。美國關閉了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舘,中國也關閉了美國駐成都的總領事舘。川普威脅,美國還有繼續關閉其他中國領事館的選項。美國在24日逮捕四名中國有軍方背景學者,指控他們在獲取簽證時隱瞞了自己和中國軍方的聯係,準備控告他們「簽證欺詐」。美國還傳出風聲,要禁止中國共產黨員及其家屬入境。一旦如此,將有超過兩到三億人受影響。

這一系列事件令世界瞠目結舌。其實,收窄簽證乃至撤銷領館,這條新的戰綫正是在美中對抗思維下,通過「脱鈎化」以實現「戰略防禦」的關鍵步驟,這些都寫在「美四篇」的劇本中。

美國要「戰略防禦」並不容易。以上提到的六點威脅都和美中過去四十多年來的密切交往分不開。中國改革開放,和西方「掛鈎」有幾個層面,包括貿易開放,投資開放,但同樣重要的是人員交流的掛鈎:中外人民可互相旅遊、留學、工作和移民。在某種意義上,能到外國旅遊,讓原先處於封閉環境的中國人「睜開眼看世界」,體驗西方生活方式,學習外國先進文化科技和經濟模式,這比開放貿易關係和吸引外資更促進中國改革開放。擴大簽證便利(把旅遊簽證放寬到十年有效)更是奧巴馬時代構建「中美國」的重要環節。

這樣截止到2015年,美國的中國裔已高達500萬人口 ,高居亞裔第一位。他們必然進入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蓬佩奧所言:「我們向中國公民敞開胸懷,結果卻發現中國共產黨趁機利用我們自由和開放的社會。中國派宣傳人員進入我們的各種記者會、我們的各類研究中心、我們各地的高中、我們的各類學院,甚至參加家長教師協會的會議。」

開放社會是美國的基本制度。若從揣摩惡意的角度思考,只要中國人進入美國社會就可能利用美國的開放制度。如果要「填補漏洞」,除了加緊執法之外,「減少中國人進入美國」,在人員交流領域「脱鈎化」是另一種方法。簽證和領館戰正旨在推行這種脱鈎化。

由此可見,寫在「美四篇」上的其他事項也不會是空話。它實際上指導了川普政府在接下來幾個月的動作。這樣看來,在蓬佩奧演講中的南海問題,會成為接下來幾個月的高危議題。如果川普能連任,它還將指導接下來四年的動作。即便川普落敗,川普政府設下的對中共如此強硬的基調,以及與中共為敵的框架,也會被民主黨內的強硬派笑納,不要忘記最近幾個涉及中國的法案都在國會全票通過。即便拜登等民主黨温和派有心扭轉,也不一定能輕易成事。美中關係已過了「不可回頭的點」,再也難以回到從前。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

黎蝸藤 評論 中美關係 新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