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立法會選舉 國家安全法 評論

梁俊彥:香港民主派35+初選結果的三重解讀

選舉結果到底如何,反應香港市民支持哪種抗爭想像,對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會產生何種影響?


2020年7月11日,黃之鋒、岑敖暉、朱凱廸、袁嘉蔚、周庭、何韻詩、黃耀明及王宗堯在太古城初選造勢時自拍合影。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7月11日,黃之鋒、岑敖暉、朱凱廸、袁嘉蔚、周庭、何韻詩、黃耀明及王宗堯在太古城初選造勢時自拍合影。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民主派於7月11至12日進行立法會選舉「35+初選」,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第一場公民投票,這場投票一波三折——投票前,新上任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指民主派初選可能有違國安法,其後多個政府部門放言炮轟,更明言將向協助參選投票的區議員作出行政追究;投票日前一晚(7月10日),香港警方以「電腦懷疑殘留警員資料」為由,上門搜查主辦初選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警方指「檢查了一些電腦記錄以協助調查電腦系統懷疑被入侵案」;連日事件引起民間高度關注,至投票日,全港逾60萬人到約250個服務站投票,佔全港登記選民人數13%,遠超主辦方原先預估的17萬人,選舉結果在7月13日公布,中聯辦當晚發表聲明,「嚴厲譴責反對派策動非法初選,破壞選舉公平,涉嫌觸犯國安法」,7月14日港澳辦繼發聲明,指支持查辦。

負責統籌這次民主派初選的協調人是不久前出獄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由於香港立法會長期存在建制和反對派力量結構性不平衡的情況,早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2016年),戴耀廷就推出「雷動計劃」,主張民主派要在選舉中協調,但敗興而歸;今年政治氣氛有變,泛民主陣營同意進行協調初選,「35+」的想像即為該陣營爭取在立法會70席中拿下至少35席,來打破歷史上民主派從未能在議會中議席過半的紀錄。

2020年7月12日,市民在大埔的票站排隊,趕在民主派35+公民投票結束前投票。
2020年7月12日,市民在大埔的票站排隊,趕在民主派35+公民投票結束前投票。攝:陳焯煇/端傳媒

然而,泛民主陣營的各黨派和素人候選人其實也各有打算,「35+」的另一個想像,是若民主派能夠奪得過半議席,將會否決當屆立法會要通過的第一筆財政預算案,以迫使特首解散議會,觸發憲政危機,以民意倒逼國際向北京施壓。這也成為了初選前期陣營內部爭執最大的地方。依據對這一點的不同立場,又粗略有三種意見,「傳統民主派」不置可否,願意這樣做的參選人稱自己為「抗爭派」,「本土派」則一貫與民主派有路線上的分歧。

帶著這些問題,是次初選還是舉行了,戴耀庭指超過60萬市民投票是「香港人在國安法威脅下再創奇蹟」,最大意義在於「團結」民主派內各陣營自2016年大選後碎片化的局面,彌合不同派系間分歧,爭取於議會戰線變被動為主動,加強抗爭運動籌碼。那麼,選舉結果到底如何,反應香港市民支持哪種抗爭想像,對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會產生何種影響?民主派初選結果能夠作出多重訊息解讀:這既是一場香港人反抗國安法的公民投票,也是民主派選民對35+組成的意向投票,亦可看作為一次民主派抗爭路線公投。

抗爭派挑戰主流政黨

表面上,初選是為了團結民主陣營力量,但實際的協調過程並不容易,關鍵在於有關香港未來的路線之爭。

國安法出台前,民主派與同意初選的本土派,在35+路線、協調可行性、初選機制爭議,都是處於先有原則再談細節,再逐步落實,討論主要在於初選機制如何能夠相對有利於本土派素人。起初,「本土派」內部就已經在應否參與35+及初選上出現不同意見,更有本土派在協調過程中,以「民主派不可信」,「立法會過半戰略不切實際」等理由退出及拒絕協調。

國安法的出台則令民主派內部出現分歧,有人認為在國安法下,中央大規模取消民主派候選人資格(DQ)並非不可能發生,那麼且不論是否能奪取35個議席,是否能有35名以上民主派候選人成功參選都將成為變數,這進一步加劇了民主派內部對立法會過半戰略是否可行的質疑,亦拉扯出新一輪內部路線辯論。

2020年7月12日,陳家洛、鍾劍華、鍾庭耀、戴耀廷、區諾軒與趙家賢在香港民意研究所回應記者問題。
2020年7月12日,陳家洛、鍾劍華、鍾庭耀、戴耀廷、區諾軒與趙家賢在香港民意研究所回應記者問題。圖:端傳媒

另一邊廂,戴耀廷曾表示,不會要求參與初選的人士簽署任何協議,包括已經在初選協商會議上取得共識的、承諾若當選後就會以否決財政預算案來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以及若自己支持度跌出可當選範圍就會停止選舉工程等條款的「共同綱領」。戴耀廷解釋,這樣做的動機是,「在國安法的陰影下,不想製造借口給政府去DQ任何人。」

然而這兩項條款恰恰關乎「35+」之後的抗爭想像,因此反倒激起多名不認同戴耀廷的初選參與者(多為原來的自決派、本土派)及公民黨(泛民大黨)聯署「墨落無悔聲明書」,重申「共同綱領」乃一眾參選人之合作基礎;拒絕簽署的民主黨及社民連則飽受質疑,更一度引起初選能否如常進行疑慮。其後,部份聯署人組成「抗爭派」,以原本傾向自決派的香港眾志、朱凱廸,及本土派素人為首,成功以聲明書一事主導初選選舉議題,站於主動位置。

「墨落無悔聲明書」一事亦充分說明民主派與本土派間一直因為陣容角力,長期處於交鋒狀態,信任基礎薄弱。初選最初並不為各派看重,協調工作一度落入困局,及後是因為運動內部民調顯示,運動核心支持者對初選期望甚高,才由民意促成民主派與本土派合作,最終達成協調協議。

初選主軸集中於抗爭派與妥協派對決、議會路線及抗爭運動路線的交鋒,抗爭派提出民主派議會路線過去一直由大黨左右,今次初選除了是對北京的反擊,亦是對民主派路線的公投,民主派亦應該擺脫「百貨應百客」的比例代表制束縛,告別大黨溫和路線,重建以抗爭者為主流的新民主派。

抗爭派主張,國安法壓境及DQ陰影底下,香港政治生態已完全改變,假裝一切如常在議會議政,乖乖扮演北京允許的忠誠反對派角色,以反對票應付議會抗爭張力、向香港人販賣希望、推銷議會政治仍有路可行,永續議政,或以「制度內抗爭」在政治角力中意圖偷安,在當下是根本無濟於事,唯有主張以議會制度為賭注,引發破局,若35+能夠成功,亦幾可肯定引來北京發動DQ打壓還擊。換言之,若然DQ是無可避免,則不應再糾纏於議席,而是反過來借DQ向北京進攻。

2020年7月11日,區議會議員王百羽(右四)參加民主派35+公民投票並與其他候選人合照。
2020年7月11日,區議會議員王百羽(右四)參加民主派35+公民投票並與其他候選人合照。 攝:Chan Long Hei/SOPA Images via Getty Image

本土派大勝,已進入主流?

抗爭派力主民主派應以本土及抗爭派成為主流、提升香港民主運動抗爭力度,以應對國安法後政治環境的主張,到底受不受民意歡迎,從派別得票的初步結果(截至本文截稿,民主派尚未發佈完整結果)中可進行理解。

如劃出一條出線界線(即每區在立法會選舉上的目標議席數目),可見這次的選舉結果中,有傳統政黨背景的有10人,13人屬無政黨背景,民主派內部勢力已有明顯轉移——抗爭本土派攻下多區的首三席位置,完成主流化目標,一改以往民主派大黨主導形勢,而且民主、公民兩大傳統政黨的多名現任議員,僅在多區的最尾兩席入圍,民主黨更有現任議員以尾席出線、甚至未能出線,九月大選戰力成疑。

新界西:出線名額 6

本土及抗爭派全取頭四位,完成主流化目標,並以73.33%得票比率冠絕全港,其中新任區議員張可森、伍健偉,成功結合網絡動員、地區動員及配票三個策略,領先於現任議員尹兆堅、郭家麒,成為抗爭本土派成績最亮麗一區。

而第7位工黨代表吳敏兒, 繼2016年李卓人後再次落選,工黨工運路線於民主派內定位,值得檢討。

新界東:出線名額 7

本土及抗爭派於素有「激進派基地」之稱的新界東出選,在一共12張名單混戰下,在7席出線名額中佔3席,何桂藍、劉穎匡以首兩名出線,鄒家成則以第5位出線,在初選過程中飽受圍攻的公民黨楊岳橋,以第3席出線,戰力頑強,外間評估楊岳橋是次有可能只能勉強過關,現在能守住第3,證明其民望未有大減。另外,在近三屆大選中連續當選的社民連梁國雄未能出線,新界東激進民主派與本土派選民投票意向是否出現轉變,情況值得注意。

2020年7月11日,社民連岑子杰在美孚街站。
2020年7月11日,社民連岑子杰在美孚街站。攝:陳焯煇/端傳媒

九龍西 :出線名額 4(暫擬)

本土及抗爭派出選屬本土派主場的九龍西,張崑陽、馮達浚成功於4席中奪取兩席,空降參選的社民連岑子杰則以「民陣召集人」的高人氣姿態成功出線,連同現任議員毛孟靜,4席中有3席屬本土陣營候選人。在投票日連連告急的民主黨現任議員黃碧雲,則排名靠後,已在7月14日下午宣布放棄連任,並全力支持成功出線參選人。

九龍東 :出線名額5

九龍東從過往選舉結果推算,若民主派配票得宜,將有可能挑戰四席,黃之鋒首席出線可謂無懸念,公民黨形象最好的現任議員譚文豪奪得第2席,以新人區議員連線方式參選的李嘉達第3位出線,是今次初選其中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李嘉達以素人姿態僅當選半年,知名度由零開始累積,最後能成功超越2016年於同區敗選的譚得志及扎根地區多年民主黨胡志偉,等同越級挑戰成功。而僅僅入圍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會否堅持出選,亦足以影響民主派九月在九龍東的選情。

港島 :出線名額 4(暫擬)

民主黨許智峯成為該黨唯一首名出線的現任議員,袁嘉蔚則成功與因國安法被迫離港棄選的羅冠聰接力,以第2名出線。於選舉論壇表現出色的本土派新任區議員梁晃維,則力壓公民黨新人鄭達鴻,以第3位出線,本土及抗爭派在港島4席同樣佔一半,而鄭達鴻要完成於九月奪得港島第4席任務,極需要向港島地區力量尋求合作,增強跨光譜與跨階層得票力。

超級區議會 :出線名額 4(暫擬)

超級區議會民主派目標4席,穩奪3席,抗爭本土派岑敖暉、王百羽兩人均成功出線,王百羽於初選提名期較後時間登場,仍能以第3名出線,足見其實力。民主派最資深現任議員民主黨涂謹申會否堅持出選第4席,亦影響民主派挑戰超區第4席部署。

左翼淡出

民主派議題政治化傾向越見明顯,左翼議題候選人在初選支持度,成為左翼議題民意指標。因應香港社會運動傳統,一直穩佔民主派內部少數派議席的左翼基層路線及議題候選人,在近兩屆大選中,因為議會抗爭路線出現、及本土議題成為民間焦點的雙重背景下,左翼基層路線及議題,所得議席已逐次減少。

是次初選中持左翼立場的,原本有工黨郭永健,但他明言希望集中選票予其他左傾候選人而退選,僅餘勞工議題工會領袖吳敏兒。其餘三位是深水埗地區基層政黨,民主民生協進會何啟明,致力殘障及基層權益議題、因郭永健退選而臨陣接棒的李芝融(獨立),致力種族議題、香港首位印裔社會工作者安德里(獨立),加上激進民主派社民連岑子杰及梁國雄,六人出選,最終何啟明吳敏兒與梁國雄皆僅僅落敗,只有岑子杰一人出線。

2020年7月14日,民主黨召開記者會,出戰九龍西民主派初選的黃碧雲承認落敗並棄選立法會選舉。
2020年7月14日,民主黨召開記者會,出戰九龍西民主派初選的黃碧雲承認落敗並棄選立法會選舉。攝:陳焯煇/端傳媒

本土派成為主流結果,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本土派支持者是近年香港政治運動主體,故此其集體意向有極高決定性。

第二,是對北京2016年 DQ 梁游、重判旺角魚蛋革命被告梁天琦等人眾多事件的回應。

第三,連帶第一同時是向當時民主派各種行為判斷失誤造成派系撕裂,以團結合作為底線的一次清算盤點。

另外,本土派成為主流後,面對的課題是如何與民主派發展良性關係,例如如何令本土意識成為民主派主體,成為多數,另外是應對當下政治困局本土路線,在堅實抗爭以外可能性是甚麼,而不能再停留於宣傳香港民族認同的階段。

九月選舉與抵抗DQ,關鍵的不是派別二分

港府早期指初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中聯辦、港澳辦亦在這兩天發表譴責聲明,言語間有跡可見北京很有可能進行大規模DQ,接下來可見分曉。但港府和北京未馬上動用國安法,而等至結果出爐,其中意圖或許是仍然希望先觀察選情與民主派及本土抗爭派團結程度,再擬定打壓手段與力度。

而解讀初選結果,筆者傾向以抗爭運動成績表角度去閱讀,而不是以本土vs民主派的角度。例如民主黨許智峯、鄺俊宇,公民黨譚文豪成績仍然亮麗,證明傳統大黨成員表現仍受認同。筆者認為面對九月選舉與抵抗DQ,關鍵的不是派別二分,要探問的是如何能夠促成民主派內部跨光譜團結,使初選出線者能夠做到得票最大化,令各PLAN B 出選人仍有可能當選。

2020年5月8日,李慧琼由保安包圍坐在主席台,民主派及建制派多名議員繼續包圍主席台,現場混亂。
2020年5月8日,李慧琼由保安包圍坐在主席台,民主派及建制派多名議員繼續包圍主席台,現場混亂。攝:林振東/端傳媒

跨光譜團結將是重要而相當複雜的課題,關鍵是各光譜要互相配票,方有可能成功;而互相配票的前提是信任,初選成功建立部分互信基礎,但要做到陣營間互相配票則仍有距離,假若未能團結泛民支持者與本土抗爭派支持者,九月大選的政治動員力將大大削弱。回想過往兩次九龍西補選民主派落敗主因,正正是民主派派出候選人,未能成功充分動員本土派選民而落敗,因此當本土抗爭派成為主流,同樣考驗將於五區同時出現。

如何整合陣營間差異,締合團結以做到成功配票,將會是35+能否成功的重要環節,其次本土抗爭派如何把握時間,進一步宣傳自己特點與路線擴大得票基礎,提高得票力將會是比起依賴民主派配票更為治標治本,才能達成徹底完成主流化的目的。

今次選舉結果是選民同意抗爭作為面對畸型議會與不對等港中關係的回應,可視作一種議會路線行動升級或特殊應對方案,與議會路線本身的局限沒有絕對關係,而是一種在特殊狀態下寧可暫且放下議政工作,一種迫不得已的判斷。往後在議會中還能做什麼,則視乎何時擺脫畸型議會狀態而定。

(梁俊彥,土地正義聯盟成員,前立法會議員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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