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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容:(後)極權主義的陰霾下,人活著還有沒有意義?

我想起了哈維爾說的:「所謂希望,並非確信事情總會有好結果,而是不論結局如何,也肯定有其價值。」


2010年8月31日,藝術家Robert Wilson在波蘭策劃一個關於共產主義在波蘭倒台三十年的藝術表演。 攝:Czarek Sokolowski/AP/達志影像
2010年8月31日,藝術家Robert Wilson在波蘭策劃一個關於共產主義在波蘭倒台三十年的藝術表演。 攝:Czarek Sokolowski/AP/達志影像

我們對極權國家的想像,多半來自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老大哥的眼睛無處不在;「電幕」冷冷地監視著所有人的細微舉動;政府對公民進行思想鉗制,秘密警察隨意對人嚴刑拷打,人們互相出賣﹑背叛;公理不彰,「自由」和「革命」從官方語言中消失,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不要問,只要信,對黨的質疑是致命的。黨和國家要求絕對的忠誠,洗腦不能拒絕,只能配合。早洗是洗,遲洗也是洗,選擇不再存在,你要不愛老大哥,老大哥就要用他的方式愛你。

人大決議通過港版國安法後,《一九八四》的銷情恐怕又翻了一翻。我聯想到波蘭荒誕派小說家莫洛傑(Slawomir Mrozek)的短篇小說《金絲雀》。《金絲雀》篇幅極短,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初的共產波蘭。故事講一個老奶奶跟一隻天天唱歌的小鳥相依為命。一天小鳥沒來由的突然不唱了。過了好幾天還是這樣。老奶奶想帶小鳥看獸醫,但波蘭政局動蕩,家人顧不得小鳥唱不唱歌,事情不了了之。在波共政府切斷電話線後,老奶奶情況更糟了,腿腳不好使的老人只能跟不唱歌的小鳥在家發呆。後來動亂平息,波蘭開始戒嚴。等了一陣子,電話線才終於又接通,但接通後的電話線路有人監控了。一天老奶奶打電話給孫兒,興奮地說:「小鳥又唱歌了!」線路突然咔嚓一聲,一把冰冷的聲音傳來:「請不要用暗號溝通,否則立刻斷線。」老奶奶急了:「甚麼暗號,我是說小鳥又唱歌了!」這下她的電話線真被切了。

那場動亂就是1980年7月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爆發的工潮。工潮迅速蔓延全波蘭,令共產波蘭的經濟活動全面停擺,也催生了由被解僱電工華里沙(Lech Walesa)領導的反抗組織團結工聯(Solidarity)。波共政府為打壓示威,切斷了沿海城市的電話線。翌年,莫斯科認為波共領袖處理碼頭工運的手法太軟弱,便指派主張暴力打壓的另一名波共人物雅魯澤爾斯基將軍來當波共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一上任就實行軍事獨裁,頒布戒嚴令,以「救國軍事會議」取代政府機能,取締團結工聯並大規模搜捕組織領袖和支持者。

極權有太多面貌,除了像大抓捕那樣扛著一把槍對準太陽穴的,還有像《金絲雀》這樣的:它不張牙舞爪,甚至還彬彬有禮。莫洛傑寫共產波蘭的短篇小說幾乎都是這樣。《大象》寫動物園買不起大象,結果園方管理層找了個吹氣大象放在籠子裡,動物園遊客都不敢指出那是假大象,就只有一群來動物園的小孩童言無忌:「那是假的!假的!」《孩子們》裡一群小孩堆雪人,被合作社主席投訴,說雪人是「一個賊坐在一個人的頭上」,是影射他。莫洛傑總是讓孩子成為最清醒的那些人,大概因為他們的人生沒有痛苦到需要用謊話去治療。畢竟對於共產東歐的知識份子,極權最荒謬的地方不是槍杆子,不是政治獄,而是「依法治國」,公事公辦,還有各種「主義」對人靈魂的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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