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冠狀病毒疫情 評論 被疫情改變的生活 評論

後疫情時代的治理:監視資本主義和數字利維坦

一個更高效率的數字利維坦非但不會去主動解決問題,在常態治理中,反而會引發新的治理危機。


2020年3月31日,桃園國際機場的紅外線體溫檢測機,民眾需通過檢測才能進入機場。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3月31日,桃園國際機場的紅外線體溫檢測機,民眾需通過檢測才能進入機場。 攝:陳焯煇/端傳媒

儘管 Covid-19 疫情還遠未結束,但是人們已經開始擔憂疫情後的世界。這些擔憂不僅涉及全球化進程和經濟復甦,也涉及國家和社會、技術與個體關係的重塑。正如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提出,全球史很大可能會被分為 Corona 前和 Corona 後紀元。

當人類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國家的角色又重新回到霍布斯《利維坦》裏關於現代政治的經典命題:人民必須讓渡權利於主權者以實現自我保存。我們看到世界各國為了控制公民行動以阻止肺炎疫情的蔓延,採取了諸如無人機巡航、個人行動軌跡跟蹤、算法識別可疑病毒攜帶者等多種方法。這背後當然反映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長期的憂慮: 例外狀態的出現,令國家能趁機儘可能地延伸國家權力的觸角。

而在後 Corona 紀元中,其中一個對「國家」的最大想像是,各國為應對疫情而採用的大數據技術和監控手段,是否會隨着例外狀態的延長而常態化;一個反烏托邦式的數字利維坦(Digital Leviathan)會否從科幻走向現實。

長期以來擅長使用監控技術的中國政府,毫無疑問站在了這種想像舞台的最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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