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冠狀病毒疫情 評論

社會學家周雪光談肺炎危機(上):中國官僚如何失去了主見和能動性?

「當政府把什麼都管起來,變得越來越剛性的時候,一旦失誤,就會導致巨大震盪和損失。」


2020年2月14日,北京的一個購物區,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檢查入內客人的體溫。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4日,北京的一個購物區,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檢查入內客人的體溫。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9年8月,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社會學系教授周雪光趁着倒時差,看了HBO的五集電視劇《切爾諾貝利》(Chernobyl),寫了篇觀後感。他覺得,這個故事中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說是組織學研究的「教科書」般案例,其中:「信息」最為關鍵。「信息」的流通問題不僅影響了當局關於核反應堆安全性的判斷,導致了盲目決策,引起事故發生,誤判了事故後果,延遲了居民疏散,釀成重大失誤。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時,周雪光這篇觀後感,同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以及舊文章《芝加哥「熱浪」的社會學啟迪》,一起被人翻了出來,在網上流傳,人們希望從中尋找線索,從體制角度來理解這次疫情如何爆發,為何防控沒有及早到位。

他在《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中的一句論斷廣為流傳:「中國國家治理的一個深刻矛盾是一統體制和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集中表現在中央管轄權和地方治理權之間的緊張和不兼容:前者趨於權力、資源向上集中,從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後者又常常表現為各行其是、偏離失控,對一統體制的中央核心產生威脅。」

1959年生於山東的周雪光,在「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1991年獲得史丹福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至今,他在組織社會學和社會分層領域傾注了許多心力,他的研究較少涉及意識形態或政策建議,大多采用組織學中的行為科學視角,關注「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而不是「應該怎樣做」。如今,周雪光是人們研究中國政府組織與行為時繞不開的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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