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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菁:官僚體系與公民社會,誰是肺炎危機的答案?

從高鐵到官僚,中國的什麼變化為病毒敞開了門戶?


2020年1月26日,中國北京的農曆新年假期,一名戴著防護面具、護目鏡和紅色大衣的中國男子在一條空曠的街道上。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6日,中國北京的農曆新年假期,一名戴著防護面具、護目鏡和紅色大衣的中國男子在一條空曠的街道上。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2020年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習近平發言說:「疫情是一面鏡子,是一次大考,確實『照』出了、『考』出了在應急管理、公共衞生、國家儲備等很多方面的短板不足。」我深以為然。1月20日鍾南山正式公布「人傳人」的論斷之後,中國大陸公共空間出現了罕見的信息爆炸與集體狂歡,但至今,作為一名忙於搶購口罩與無限期自我隔離的普通國民,我仍無法從公開信息中得知所謂的短板是哪一塊,或者另一隻靴子何時落下。

在2013年開始的政治週期中,中國的官僚系統出現了一些顯見的特徵。其中一些是加速展開了過去行政結構變化的線索,有一些是這一週期中的新發展。它們都深刻形塑了此刻中國政府對於新冠肺炎的行政應對。

我嘗試在此文中尋找的,首先是一個結構性的答案。我將回顧中國官僚體系的結構性矛盾,說明地方政府如何產生了「超調」反應,對於防疫有何影響;而公民社會又是否是替代性的出路。

此時此刻,整個中國都成為了疫區,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是答案。這兩者從來不是矛盾的,答案也從來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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